──與學術權威周婉窈教授論「莎勇神話」的原型與史實
我們研究日據台灣史，前面已論述了「八田神話大軍」的種種‧‧‧前面為了「霧社神話」，我們研究了學術權威周婉窈的專題；現在這裡要剖析的是「八田神話大軍」之下，另一支重要的力量，「莎勇神話」；在這方面，應該如何談起，本文籌思之際，正是幾個月前的中秋之前，網上有位酷愛音樂的網友，公開表示將在中秋節貼出「月光小夜曲」，讓我想到不久前那位由於喜愛「月光小夜曲」而竟至於殉山的金融才子林克孝先生的故事，所以，就以「揭看『月光小夜曲』的幽暗」作為本研究的進路；同時，由於當前似乎該神話也是在學術權威周婉窈的指導下發展的，所以本文就會在適當的時刻，直接就教於周教授──
以下，為了討論上的方便，並且尊重周教授的學術權威地位與對於其桃李滿天下，其論述之用詞，等於已有「約定俗成」之意義，我們下面就使用周教授對於該故事女主角所使用的譯名，「莎勇」，那透著浪漫與勇武精神，完全合乎皇民化要求的名字──雖然本研究以為可敬的金融界奇才，愛護泰雅族而殉身於南澳山區的林克孝先生的「沙韻」譯名，應該才是更好的譯名。
然後，本文將首先與讀者一起來看「月光小夜曲」的「內涵」──
一、「月光小夜曲」的內涵
就情歌而言，情感的發展，本沒有一定的結局，其中不能成為美事者，出現所謂的「淒美」的內涵，並不奇怪。
新聞記者朱錦華曾經提出「淒美」這一元素，他這樣寫道
「台新金控總經理林克孝在南澳的滂沱大雨中失足墜谷。墜落的地點，正巧是他戀戀不忘的原住民少女莎韻(又作沙韻)的原鄉。林克孝熱愛登山，後來知道「莎韻之鐘」的故事後，深深被這名泰雅族少女因救人而失足落水的故事所吸引，……他出版的第一本書《找路─月光．沙韻．Klesan》、以及在電台受訪時，都敘述了他為此事著迷的緣起。「莎韻之鐘」之所以會迷倒林克孝和許多人，原因之一是它的故事相當淒美。……」
另一位記者吳典蓉則強調著「未知」而說──
「讓林克孝執迷不悔、真的是披荊斬棘、花了七年找才找到「沙韻之路」，沙韻是誰？《找路》一書中自述，林克孝一開始也不了解，為什麼沙韻會讓他願意在七十年後瘋狂的尋找並重走她邁向死亡的路，原因也許是，『這是一段沒人教過我的歷史，沒人告訴過我的地理』。」
然而，是怎樣的「淒美」？又是怎樣的「未知」？
而林氏則自己在其「殉山」悲劇發生前，不但指出了
「原來月光小夜曲的前世『沙韻之鐘』，而『沙韻之鐘』背後好像有一個淒美的故事。對這首歌的喜愛，對山林的喜愛，對傳奇的喜愛，加上對原住民的喜愛，這一小段文字點燃起我開始尋找故事完整段落的心火。」〈頁30〉
並且也對比了前後兩個曲子，在詞曲兩方面的巨大差別而寫道：
「由日籍音樂家古賀政男作曲，西條十八填詞的『沙韻之鐘』‧‧，歌曲的哀怨與隱藏的壯烈風靡全台‧‧‧『‧‧‧正大光明將出征，英勇吾師懷念深，背負行囊歌聲亮──啊，瀟瀟大雨止不住──啊──啊──沙韻‧‧‧』‧‧‧我又透過了一些關係，很抱歉，弄到了電影『沙韻之鐘』的拷貝。……只是結尾最後一個送葬場面，配上緩慢、沉重、哀傷、詭異的『沙韻之鐘』悲情版，令我大吃一驚！原來『月光小夜曲』的真實面目是這樣的！」〈頁31~34〉
「我猜想一個大男人沒事去找這些事情，一定被甚麼事情吸引，毫無理由的探索，絕不是理性的。」
「大家所熟悉的『月光小夜曲』前身其實就是『莎韻之鐘』，以前一直把他當情歌，後來才知道它是緩慢到讓人毛骨悚然的送葬歌，其中釋放出悲哀與恐怖。」
「林克孝甚至直言自己跑到山裡面不見的可能性愈來愈大。」
看看這所謂的「絕不是理性的」、「悲哀與恐怖」、「跑到山裡不見」，於是，在「月光小夜曲」中，是否就難免隱藏有這樣的陰暗──即使我們將之美其名曰「浪漫」？
換言之，日本軍國主義時代，作為「時局歌謠」必然歌頌著戰爭，當然其本身具有極為貼近死亡、甚至邁向死亡的特質，而在人類接受兩性情感召喚的本能言，戰後與戰前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差別；或許正是這樣的原因，所以當戰後的編曲者將戰爭的陰霾元素抽離後，果然就成功的轉成了一首相當動人的通俗歌曲；這應該也是他後來流行不衰的理由──正如當年樂聖貝多芬將他的交響曲名作「英雄」，那「獻給拿破崙」的字樣塗抹掉，仍然廣受樂迷好評一樣？！
然而，此細看，則又有前及那位記者吳典蓉的文中提及，他直接由林氏的大作中所見的，那是其他一般報導所不及的跳躍──
「原來沙韻並沒死，她被南方澳的漁夫救起來，但是日本人只能接受已成為烈士的沙韻，‧‧‧在這個故事版本中，沙韻終於被釋放出來了，她不再是任何人的工具。這條跨越時間、空間的沙韻之路，也走出台灣歷史的一種可能。」[2]
而林自身則更在書末以「泰雅媽媽」之名，描述了一次地方警員所傳出的登山者迷途的故事，以及一次他與妻子親身所經歷的，兩次靈異性的可能‧‧‧他們自身親切經歷的跳躍卻是這樣的：
「我們陷入全黑，雖然知道終點已近，但寸步難行。……我們決定走進溪中，那是最亮的路。先把怕水的東西集中，舉高，開始進入水中。……有時到腰際。……有時到Yen的胸前。那晚一開始就很特別，……慢慢我發現這種安心愉快的感覺來自一種很特殊的力量：我好像看到一名老婦人在前面唱著歌帶領我們，歌聲傳達著無盡的撫慰。……那時我還沒聽過泰雅媽媽的故事。……他背對著你的影子幾乎透明……我終於追到了動也不動的她，但赫然發現暗夜中我追到的模糊影子，竟是一部停在溪邊河床的機車。停車場到了。」[3]
這是怎樣的一段刻骨銘心的印象，其名之為「泰雅媽媽」的經歷‧‧‧這個膾炙人口的著名情歌，若面對的是這樣的一個故事，是否又為聽眾引來完全不同的感受？
是「月光小夜曲」的流行，也由「泰雅媽媽」的深刻故事，吸引了研究者──因為筆者是個五十多年前，九歲時離開南澳成長，但總記得親長說自己是一個曾經與泰雅女孩喝過交杯酒的一個小男孩，以及當年所聽過的「沙韻故事」，是在乾涸的河床上，長者以曾有少女被山洪沖走，要孩子們懂得河水暴漲徵兆的故事──做進一步的探究，那位「泰雅媽媽」的真實身世，實際究竟是怎樣的一位泰雅少女啊？
二、「莎勇故事」之雛型
前面，我們最後提問了真實的「沙韻」，也就是流行的「莎勇故事」的雛型，究竟是怎樣的故事？追跡林氏的論述，本文就如他在「找路」中所說的，看他於2000年發現「月光小夜曲」原來是由「莎韻之鐘」改編，然後怎樣瘋狂在網路上找任何與「沙韻」有關的資訊，在紙上追尋事件的現場；至2002年，又開始其幫「沙韻」「找路」走回家的心願；這位金融才子，當時所見到的是什麼？
我們試著也上網搜尋資料，在書店與圖書館中探索；我們發現，經過九零年代初期，透過別有用心的專家與學者的宣揚之後，讀者應該大都有了即定的印象，那就是以被名作家晏山農推重為「史學家」[4]的我們台灣史學權威，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那1991年刊出，經過兩次訂補而於2001年正式推出的學術論述開始，被收入其大作「海行兮的時代」[5]的權威介紹──
當時的報紙上報導的發展，該事件發生在1938年9月27日，見報於兩日後的9月29日，然後再見報是11月30日；其發展是這樣的──第一次見報：其「標題為『翻覆跌落溪流 / 行蹤不明』」；其據周譯全文譯出，內容是這樣的：
「蘇澳郡蕃地『利有亨社』14番戶戶主哈勇‧麥巴歐六女蕃婦莎勇‧哈勇（17），27日早晨5時，由於利有亨社駐在所柿田警手下山之故，與同社11人一起送行，並為其搬運行李。由利有亨社出發，途中經『塔比亞罕社』下方，南溪上架設的臨時木橋，失足墜落於因前一天晚上豪雨而漲水的激流中行蹤不明。『南澳分室』岡山警部補、巡查、警手指揮南澳高砂族搜查結果，在距離墜落地點約15丁〈按一丁〈町〉約合109公尺〉的下流，發現莎勇‧哈勇所擔送的警手的行李箱二個，但尚未發現屍體。」〈台灣日日新報，1938/9/29〉
周教授在其學術著作中處理這次消息上，譯文本身的問題，似乎較少，只是對照其他譯文時，研究者會覺得，周譯文由於沒有本文所加的雙引號，讀者解讀較易疲累，此外應該沒有太大影響；同時，其他譯文在執行搜查部份，譯為「岡山警部補指揮巡查、‧‧‧」，雖意思差別，「似乎」影響不大。然而，在該譯文的註腳，作者卻有一很值得研究者注意的解說──那是其所謂「莎勇等人所送行的警手姓『柿田』，後皆作『田北』。」──奇怪，當年山區日警不多，日人體制嚴謹，怎會有誤；而我們的權威學者竟可以如此不提問地接受而就此一句帶過；此外，教授竟然沒有注意到「警手」與「警丁」的明顯差別；在該特別註記中，只提姓名有誤的「後皆作『田北』」，未及於職銜不同的問題，其實職銜不同，是別有意義的；這顯得其學殖可能不夠堅實，或者故意地忽視而誤導。
再來，該新聞事件發展之第二次見報，是經過近兩個月後，以「蕃婦之慰靈祭」為標題的11月30日的同報刊新聞，周教授的研究則未提及該一可能引起比對的重要新聞，是顯然故意混淆或懶散地忽略了──該消息內容如下：
「既報蘇澳郡下番地利有亨社番婦莎勇〈17〉，為光榮應召出征的該社教育所教師田北警丁，搬運行李下山，在途經他比夯社下方的南溪木橋時，失足落入因前晚豪雨而高漲的激流中以致失蹤之事；曾被風評為『孝行娘』的莎勇，此次可嘉許地為恩師而蒙難的精神，引起利有亨社青年團之同情，主動在26日上午十時，在蕃地依據嚴肅的神道儀式，舉行慰靈祭；當時的宮尾府理蕃課長、金原州理蕃課長、清水警察部長，並郡關係職員、大多來參列；來自附近番社青年團代表獻上許多花圈；真是盛況空前。州知事、宮尾理蕃課長等還致送了弔慰金‧‧‧」[6]
這是官方的「台灣日日新報」，第一次未經解說地就更改了莎韻故事的男主角的姓名與職稱！而我們的學術權威周教授，並不給予研究者應有的關切，如前述只在該新聞第一次見報時，不加思考地，用一個不起眼的註腳方式淡化處理。以下，讓我們細看兩次消息間的差別──
引人注目的，除了應該是原來被送行者，該故事的男主角，名為「柿田警手」；但相對於該報此日所續刊出的，以「蕃婦之慰靈祭」為標題的新聞，除了女主角仍是周教授所稱的「莎勇」外，男主角已轉成後來的「田北正記」警丁，要知當時日警分駐所的「警手」，只是雜役工友的地位，眾所周知應該是沒有資格成為教師的；是否由於「警丁」，似乎才有擔任教師的資格呢；其次，是此處其人「下山」開始被添加了「名譽之應召」的目的；而「蕃婦」則仍是「蕃婦」，是否研究者應該發問，在慰靈祭上，「柿田警手」怎麼沒有出面致意，既使確有「張冠李戴」之誤，此時若真變成了「田北警丁」，「柿田」豈非也應出面致意？有可能是當初全搞錯了嗎？──竟全無說明。至於，「送行」的目的，竟由單純的「下山」轉為「出征」，有可能也是過去報導錯了嗎？而所謂「蕃婦」，尚未改為「蕃女」，是否為了宣揚日警那過去與原住民女性那種始亂終棄、不堪回首的「蕃婦關係」〈日文用語，指官方法律不承認而推行的，日警「婚後」三年之後，就可放棄的「政策婚姻」〉，到1938年，已有了嶄新的美好形式？──
有趣的是，對於「慰靈祭」，我們的學術權威又並非不重視，只是相對於此一官方新聞上「慰靈祭」的報導，雖比翌年「台灣愛國婦人新報」早出，照說研究時愈原始的資料，應該越受重視，但是它卻不受我們學術權威的重視──下面，讓我們來看周教授所重視而引用的資料──
她在大作中依據1939年元月，「台灣愛國婦人新報」的資料直稱──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地方人士為了悼念莎勇，在莎勇生前摯愛的母校利有亨教育所的廣場舉行盛大的慰靈祭〈追悼會〉。當時的總督府理蕃課長、州、郡關係課長、當地警察官、莎勇的家人、教育所的學生，以及高砂族各社青年團的代表，都來參加；當時已加入作戰部隊的田北正記也打來充滿感激與懷思的弔電。」[7]
以及所謂的──
「根據事後一篇登在『台灣愛國婦人新報』的報導，十七歲的莎勇和女子青年團團長翁蓋‧哈勇〈十九歲〉等人商量決定替田北老師扛行李送他赴征途，據稱駐在所的警察官及田北正記鑑於路途險惡，辭卸莎勇等人的好意，但是這群女孩堅持送行。……」[8]
看看這就是我們的學術權威對於該故事的處理；然而，這樣的資料需要一位號稱擁有社會科學研究水準全台第一的台灣大學的學術權威來報導麼？這樣的學術，豈非只要找一位懂得日文中譯的長者來翻譯就可以了？
以上所及，就是今天我們在主流的學術論述與通俗的網路與書籍資料上所能見到，通俗的「莎韻故事」、周教授的「莎勇故事」，甚至林克孝的「沙韻故事」，缺乏探索、省思、差異不大的共同源頭。
三、「莎勇」故事的史實背景
前面我們探索的是莎韻故事的雛型，是原貌；但是就像一幅好畫，畫家對於畫中的主題的掌握，固然重要，但其中作為襯托的背景，對於整個畫作的成功言，絕對也有深刻的作用──現在我們若真要充分掌握莎韻故事，那麼探索那個事件的史實背景就也應是我們的必要工作。以下我們就將此工作細分為三部分來看，那是「歷史背景」、「族群背景」、「浮現的史實真貌」三部分。
一〉歷史背景
事件發生的時間是1938年，日據下，震驚海內外的霧社事件後七年多；更是日本皇軍「皇道派」發動著名的「二二六事件」──那是在1935年8月發生了「皇道派」軍人相澤直接在軍部就砍殺了「統制派」要角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後，未能究責，以致隔年的2月26日就發生了皇道派1,400餘名官兵襲擊內閣重臣的流血軍事暴動[9]──事後朝野仍無追究，政局明顯法西斯化的二年後；就在這政局法西斯化中，因涉及該血案責任而被迫轉為預備役的海軍大將小林躋造，竟於1936年九月，獲得軍方支持出任第十七任台灣總督；以武官總督接任而切斷了過去在我們島嶼已實施十七年的文官總督統治。
1938年，也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其所謂「大東亞戰爭」，啟動其宰制我台灣先民的「戰時體制」之次年[10]。該年初，一月，總督府公布：將施行「台灣志願兵制度」。二月，中國空軍轟炸松山機場與新竹；三月，日本公布國家總動員法；四月，實施支那事變特別稅捐及其他相關法令，我台先民戰爭負擔日益增加，並發表「台灣農業義勇團招募要綱」，強徵我台灣青年當隨軍農伕；六月，文部省發動「學生勤勞動員」。十月，東京帝國大學較自由派教授河合榮治郎之專業著作「社會政策原理」等四本，被禁止發行。11月，島上「莎勇故事」在「慰靈祭」中完成。
1939年元月，前及將簡短的「莎韻故事」衍寫成為「《番界銃後哀話－乙女サヨンの死》長文，正式刊登於「台灣愛國婦人新報」，開始在日本控制地區散播。……這篇文章受到學術權威周教授的引用，因而成為今日所有主流論述的主要根據。
這一戰爭背景，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日本言，其指導者當然早已熟讀德國軍事學家克洛塞維茲的名著與「戰爭論」，以及魯屯道夫將軍那與其對演辯證的「全民族戰爭論」，接受了近代國際戰爭必然是整個國家的總體國力全部投入而求其勝利的「總體戰爭」概念。這時整個日本的國家──皇道派掌控了時局，正像是魯屯道夫強調「戰略至上」的主張，拒絕接受「政略」指導一樣──可說主要真的只是一個巨大的戰爭機器，整個機器只有一個目的，全國軍民無分職業和階級，都被要求投入戰爭的行列，違逆者，包括政治家與各種社會勢力，勢將受到強烈的排斥，而被不惜喋血地強力驅使著共同追求戰爭的勝利；其最明顯的例子，除了有前及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軍方發動殺戮首相等重臣事件，更早則有在中國逼迫其南京副領事藏本自殺製造事端的事件。
這就是「莎勇神話」出現時，不惜犧牲任何個人，追求「舉國一致」的戰爭動員與其勝利的時代背景。
二〉族群背景
其族群背景是南澳泰雅族的利有亨社，據「南澳鄉簡史」資料中，我們可見到他是屬於東賽德克亞族的道澤群，是與那霧社事件中，被日人威脅利誘，已悔恨不已的原住民──但是在我們的所謂「史詩」巨片「賽德克巴萊」中被扭曲為「為父報仇」的那可憐的「親日蕃」同屬一支亞族的番社。
霧社事件時，該「道澤群」的處境為──
「以蕃制蕃的策略確實令族人震驚與憤怒，同樣受到日人二十餘年的欺侮，事件前也同意共同行動的族人，為何日人得以策反成功？‧‧‧全族人轉而協助日本人，使族人的處境更為艱困。‧‧‧族人相信那是日人威逼唆使所致。‧‧‧飢寒交迫的冬天，僅依靠老者或少年外出找食物，覓食者也成了襲擊隊馘首的對象。Toda〈道澤〉的襲擊隊Pawan Nawi擊落我方族人，欲馘首時赫然發現竟是自已親弟弟，Drodux社的Puhuk Walis率12名勇士迎戰助日襲擊隊，在見晴農場附近遭到Toda Tnbarah社頭目Temu Walis等54名襲擊隊的追擊，Puhuk等只得背壁一戰，我方12人中的Walis Mahung站在中央高地時，被襲擊隊的哥哥看到時，還高喊叫道「不要射殺我弟弟」。‧‧‧由於我方占據有利的地理位置，頭目Temu Walis以下十餘名襲隊員當場陣亡，十餘名重傷。‧‧‧12人‧‧‧因思及骨肉相殘家破人亡，不久傳來的卻是戰勝者自殺的槍聲，亦有上吊身亡者。」[11]
該道澤群是在那樣悲慘的情況下──有部分道澤群「親日蕃」的勇士仍然參加了抗暴行動──又被迫發動了慘烈的第二次霧社事件！過去，我們在日人的資料中，只見到了籠統地說「親日蕃」得到了抗日蕃的土地，「抗日蕃」經過第二次霧社事件後，被集中到對外隔離的「川中島」；卻不知道有一部分的「道澤群」被流徙到遙遠的南澳了；該「南澳鄉簡史」中可看到，利有亨社在1931年，1930年霧社事件後，日人的統計中，號稱來此已有兩百年的道澤群，竟然只有90戶，[12]由該資料看來，整個南澳地區的原住民中，他們當時是屬於少數沒有被逼迫遷居平地的、屬於那可憐道澤族的深山番社──但要到1939年由日人推動「莎勇神話」時，才透露了出來的──那是前及學術權威周教授所忽略的、據稱在那年元月號的「台灣愛國婦人新報」在那「《番界銃後哀話－乙女サヨンの死》」中，可見到的日方自白──
我們才知道它有一部分是「霧社事件」後才被移過來的；它坐落在一個距離南澳鄉公所遠達34公里，是一個過去需要跋涉過八個吊橋才能到達的地方。〈以上根據「南澳鄉簡史」，陳英明編著，南澳鄉公所印行〉這也就難怪，在六十年後的訪問中，雖然對於早年部落的歷史可能不清楚，但居民要說
「派出所一個警察而已，由於部落單純，加上日警耀武揚威，動輒打罵的凌厲作風，只要發個口令，大家怕得要死，誰敢違背？」
「我們南澳部落深受日人欺凌。對日本反感，不願配合日本竄改史實的電影演出‧‧‧」
當年同情原住民的我漢族居民的回憶是
「山地同胞在日據時代，日人並不將他們視為百姓〈或是國民〉，到昭和十二、三年才納為第三等國民。在此以前，打死「番仔」是不用負刑事責任，到了後來才加以保護。漢人雖然是第二等國民，在法律上仍受到保護，和當時山地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宜蘭縣鄉土史料」，頁282~283，其記憶稍有誤，請參看下引〉
而當年的史實則是
「對十萬高砂族來說，寄望已久的戶籍制度的確立，預定在本年〈1943，昭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的佳節，以官報公布節日實施。以前居住山地的高山族在法律上，與無籍者相同，然而，為了響應它們對志願兵制度……使居住山地的高砂族也設有戶籍。」[14]
應該是研究者可以認知當年少女莎勇所屬的利有亨社原本竟有著如此不幸的族群背景。
三〉浮現的史實真貌──
有了前述對於莎韻故事的背景的認知，下面我們在看在上述史實中的莎韻故事。
當然，就事件的原貌而言，「莎勇事件」只是一個「蕃女落水，行方不明」的事件；在那死亡率極高的年代，通常這樣的消息會刊登在全台性的新聞紙上麼，我們不知道──然而，由第一次見報到第二次見報之間的差異，讓我們已可以感到至少有它幾個值得疑問的地方──
其一是如果「不重要」的話，此消息不應該重複上報。其二是如果「重要」的話，它應該把第二次見報時，對於其中的更正部分，說清楚講明白，例如那「柿田警手」為何改成「田北警丁」──否則，那麼是否就意味了該報認為「柿田」或「田北」，其實都不那麼重要，重要的只有他想報導的番婦莎勇與後來因此而出現的青年團與其盛大的有愛國意義的追悼會──不過，既然不重要，何必又要提及這一由「柿田」到「田北」的轉換呢？
果然，事件的發展就在這個角度上展開了，那是1939年一月號的「台灣愛國婦人新報中刊出了一則名為《番界銃後哀話－乙女サヨンの死》的長文，根據坊間著名的「維基百科」所稱，該長文中報導了：
「霧社事件後，泰雅族Riohen社被強迫遷移至南澳後的皇民化現況,並以莎鴦、田北正記師生情誼為報導主軸,除了讚賞莎鴦「為國捐軀」外,也報導了藤田知事贈詩經過.」
很耐人尋味的，我們來看學術權威周婉窈的學術大作「海行兮的年代」 中，對於上述「番界銃後哀話」的「長文」，則僅略述了迎合於一班坊間所熟知的部分，避開了那「泰雅族Riohen社被強迫遷移至南澳後的皇民化現況」，只提前及那強調「日警體恤，莎勇志願」的所謂：
「根據事後一篇登在「台灣愛國婦人新報」的報導，十七歲的莎勇和女子青年團團長翁蓋‧哈勇〈十九歲〉等人商量，‧‧‧據稱駐在所警察官及田北正記鑑於路途險惡，辭卸莎勇等人的好意，但是這群女孩堅持送行。」
兩者異同之間，是否極值得我們探討；然而，這也就是林克孝先生當年所見的權威資料。然後，我們不用太多學問，只以「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方式來探索。
先看同的方面，兩者都不肯把該長文的標題翻譯出來，是其一同；對於長文，都極為精簡，這是其二同；經研究者查字典，原來這「銃後」，在日文裡，是「後方」的意思！那麼該標題是否也就可意譯作「大後方的番界悲情故事──少女莎勇之死」，換言之，對於地方人士言，確實莎勇事件只是一個少女之死，但是對於官方而言，卻已經視為在戰爭大後方出現了一個值得處理、變造的重大機會；因而就有了把故事做長，成為長文的必要了。
再看異的方面，原來我們的權威教授隱匿了重要的史實──他只強調了日本官方所一再宣揚的部分──原來這利有亨社竟然是我們霧社事件中，前及那可憐的道澤群中的一支！難怪當年霧社事件後數年深山番社紛紛被迫遷移，而該社例外；原來該社容納了那時才由霧社遷來的一批道澤群，應該是屬於曾經參加抗暴的「親日蕃」的近親吧──正好與我們今天「南澳鄉簡史」中所提示的道澤群相合！啊，那真是湊巧？還是命運的魔掌，正好可以被用來作為總督府證明霧社事件後教化成功的祭品？我們簡直要懷疑了，「柿田」是兇手，所以不敢面對追悼會麼？至於一定要把「柿田」換成「田北」的理由，則是作為「警手」的「柿田」，只有工友的資格；不可能成為教師；必須至少要有「警丁」的身分，才有擔任蕃童教師的資格──必須把他們的身分轉換，整個官方的故事才能夠進行‧‧‧是如此為了彰顯後方教化的成功而有這樣的事件麼？
如果以上都是真的，那就難怪；我們今天會讀到南澳鄉的原住民耆老，當年莎勇的同班同學游清豐會有以下的說法：
「還在中日戰爭。記得當時我讀二、三年級，而莎韻年紀也很小，是跟我同班同學。有一天颱風剛過後，莎韻背著小孩子〈姪兒〉從金洋下山到南噢。從前日本人在金洋等山地鼓勵原住民養蠶，所以山地裡盛行養蠶。我這樣說也許有點不禮貌，但他因為患有沙眼視力很差，又揹小孩子過獨木橋，一不小心掉下去，就被溪流沖走。‧‧‧當時正處戰爭期間，日本政府便利用這個事情編造一則愛國故事。」[15]
因此，所有其他在該事件的六十年後，自李登輝文化路線初期，經由周婉窈教授以其耶魯大學博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代課講師身分，承蒙日本東京川村節夫先生與加拿大溫哥華蕭林美智女士協助而發表的「『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波瀾」之大文，才根據周教授承襲自日本官方當年渾沌的「田北正記」之說而引申出來的說法，就應該都是錯誤的。[16]
不過，很遺憾的，我們只能確知「國北正記」，確實如傳聞而林克孝在書中也說，不是「莎勇」的老師，所以儘管我們已知，由國北警丁引出的故事絕對不可靠。還是無法確認首先見報的「柿田警手」的問題‧‧‧在日本內地已發生多次少壯派軍人喋血事件後，那因顯然與少壯派有關而下台，半年多的時間就又能轉任到「台灣總督」的小林總督，是否可能為了呼應皇道派而製造此一事件──即為了推動當年皇道派所熱衷「舉國一致」的「戰時體制」，並積極消除日本軍方，由於慘烈的「霧社事件」而對於後方蕃界所留下的重大疑慮呢？
以上的探究，迥然不同於學術權威周教授的絕無思考與詰問；當然，嚴格地說，我們的探索，已在事件七、八十年之後，不可能立刻得到答案，然而，如果當初林克孝先生，雖然喜歡浪漫色彩的「月光小夜曲」，但是當他對於「莎韻之鐘」的故事處於熱情探究的階段時，學者專家能夠讓他稍微接近我們所揭示的這樣的史實真相，是否他就可能儘管保持其高度的浪漫而減少其自稱「瘋狂」的成分呢？
四、林克孝與其「泰雅族」的「沙韻故事」
林克孝先生與「莎勇故事」間，值得探討的關係，如前述，主要的應該是在通常所稱的「真相」部分與我們前述提及的跳躍──少女沙韻消失了，不知何時竟出現了的「泰雅媽媽」部分，這兩部分，您是否發現也正是我們的史學權威周教授所不重視的部分；下面，我們的研究主要就分為這兩部分探究：然後，則來看林克孝如何地是在周教授的陰影下怎樣掙扎著：
一〉「莎勇故事」的「真相」
試看林克孝先生對於「莎勇故事」史實的認定──他是這樣描述的：
「1938年，日本已經發動大東亞戰爭，到處抽調年輕人到中國大陸與東南亞打仗，一些派駐在台灣各地警官駐在所的警員也在抽調範圍內，流興社的警員兼蕃童教育所的老師，國北正記，也在這一年被徵召了。依規定，流興社必須派出一些族人協助田北搬運行李，有六個人被派任這個任務。其中一人，沙韻‧哈勇，十七歲的少女，是無心又無意的女主角。……那年九月二十七日，天氣大雨，但揹著行李的運輸隊依約出發。……他們……在今天的新武塔村附近跨過南澳南溪。那時已非常接近終點了。……哪裡有一條獨木橋。……沙韻落水失蹤……」
顯然，他所蒐集到，並呈現出來的，主要是今日由我們流行的史學權威周教授的種種描述為背景的，雖然他在書中提到過「真相是田北從未教過沙韻」，還寫道「鹽月的畫『莎韻之鐘』可以在網路上看到，畫著一個泰雅族少女坐著，手裡抱著一只大鐘，雙眼無神也無助。我其實懷疑，鹽月到了流興後，知道了真相，所以畫出了真相。」，甚至他以全知的感慨語氣說了「這就是完整故事的簡易版，或是真實故事的擴大版，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讀完，不過沒關係，沒有人知道故事到底在哪一段算完，1938年就結束了？還是1945年日本戰敗？還是根本還未終了呢？」；但是他的所謂「完整」、「真相」、「真實故事」，由於他顯然依賴了網路與我們的學術權威，使得他不可能跨越流行論述中，被前述學術權威周教授所壟斷的範圍──雖然他是一位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博士，一位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知識分子。
他只能發現了今天坊間流行的、那「莎勇故事」的所謂「真相」，就是不包含「真相」的原型，如我們所探究的、最早是如何發生的那部分──然而，不觸及、深入探索「真相」最原始的相貌，那樣所得的「真相」能夠叫做「真相」麼？──但是那顯然是我們的學術權威所不關心的部分，似乎也因此，它就也未能成為林克孝先生主要關心的問題！
二〉「泰雅媽媽」的故事
在「找路」一書中，我們看到雖然作者受到了學術權威與其流行的影響，但是也看到了若干拒絕跟隨學術權威周教授之作為──周教授把「莎韻故事」的重心放在我們流行的政治框架中，因而坊間論述所強調的「莎韻故事」，主要就僅被當作所有政治威權者都會操作的典範事物──由「蕃婦的慰靈祭」到台灣總督的「莎韻之鐘」之頒布、各種社會運動之配合，與同名電影之精采設計，直到今天「月光小夜曲」的依舊流行──而炫示出該操作是多麼地經典！──但「泰雅媽媽」，可說就是林克孝根據自身的深刻山林體驗而無形中拒絕了學術權威迷霧的一項重要突破。
他所提供的史實的真相，雖因受到學術權威的影響，沒有能多考察其原始的真相，但是在原始真相之後，他有驚人的體認，根據其體認與所得的資訊，他發展了自身的新論述；那是原來沙韻在1938年的山洪中，並沒有死亡，只是失蹤而已；於是故事中的那位女主角，完全必須面對其嶄新的、不受日人擺佈，但須躲避日人的處境：那是他所說的「泰雅媽媽」的誕生‧‧‧其情況是
「莎韻‧哈勇醒來時已是十月二日，雖然醒過來，但失去了記憶。救起莎韻的人是南方澳一名劉姓的老漁夫九月二十七日那天他的小漁船剛好經過南澳南溪出海口附近。問不出所以然的劉老先生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想交給日本警察處理，就把他帶到離南方澳不遠的山中小村白米甕，藏在一間熟人當家的小廟。……記憶恢復是幾年以後的事。……在愛國主義催眠下，在電影的熱淚中，……這個腦部受損的少女以為自己是沙韻，似乎不算是太離譜的精神寄託。……沒人相信她。」[17]
「戰爭結束了，劉老先生在告知沙韻她怎樣被他找到的實情後，很快過世了……1946年，莎韻終於啟程，到浪速……一間她曾經和父母來過的雜貨店……終於她等到了一個他愛戴的老獵人，他們屬於同一個gaga，……老獵人的兒子告訴我這段故事……『我爸爸告訴沙韻，她是日本英雄……現在日本戰敗了，中國人來一定會對她不利，她身分一定不能曝光。』她被我爸爸帶進深山……每次送東西進去時，她都是很高興…。一職希望出來和大家見面……一兩年下來，她愈來愈失望……除了我們父子，沒有人知道沙韻還活著……1960年，我爸爸過世了……莎韻慢慢透吐露出她已在幾個地方種點東西，我可以不用這麼頻繁送了……」[18]
這是前及的「泰雅媽媽」的故事──真實的沙韻在1938年落水失蹤後，如何崎嶇存活的遺憾故事──但她似最後仍以泰雅族祖靈的方式，關懷著南澳群的山水大地與其生命；我們透過林氏夫妻感受的泰雅祖靈地牽導的這一切，相對於我們權威的歷史教授所展示的完美卻導致人群無辜犧牲的軍國典範，是否會讓我們產生別有省思的深刻感受？
三〉掙扎在當前學術權威的陰影下
在「找路」一書中，除了上述兩方面外，另一值得注意的，應該是在像周教授那樣的歷史權威論述，自九零年代以來早成氣候，因而其影響所及，由高頭講堂的學術界到網路上的公開資訊，莫不在其籠罩之下。透過該書，我們來續看林氏是如何地在九零年代以來主流學術權威的影響下掙扎：
主流的偏頗論述，主要是混淆日本與清代或國府作為的許多所謂「有趣的」關聯，包括「日本侵略的現代化意義」、「這個事件的政治企圖與操作」、「他既非愛國故事，也不是愛情故事，但在媒體、政客以及創作者手上終究變成一個又有愛情又愛國的故事。」、「國民政府接手，任何與沙韻有關的事蹟與紀錄，故事、文物一概消失無形，連根拔起」之類，甚至似乎與莎韻故事無關，但是今天及流行的所謂「台北烏來鄉的泰雅族，是紀錄上世界南島語系居住在地球最北的聚落」[20]等等，全都包含在內；但卻極難得見到關於歷史權威周教授之類主流論述以外的種種重要史實──有人說，今天若想要見到關於台灣史的非主流論述，簡直比威權時代尋找黨外雜誌更為困難？！
例如，我們在該書中可見到所謂「日本人又在較大的部落設有『蕃童教育所』、『衛生所』、『交易所』等，確實將『現代福祉』帶入深山的機構。許多警察就兼任蕃童教育所的老師，它們的太太，有時是改善農藝的指導員，也可能是衛生所的員工。當然，日本人基本上還是高壓統治所有原住民。」，雖也提到日人的高壓統治，但缺乏如前述我們舉出的「法律上就，就把我們原住民不當人」，那類明確的批判力；可說就是一例。
此外，關於「沙韻神話」下，「許多原住民深悔被騙從軍，多少人犧牲」的種種不幸史實，往往像是被「想當然耳」的淡化。如前及那位沙韻的同班同學游清豐所憤怒的──
「當時日本人對我們部隊的報導，可以說完全胡說八道，報紙上說我們獲得輝煌戰果‧‧‧還有我從戰地寫回來的信，全都被刊在『理蕃之友』上他們說豐田健太郎是如何如何勇敢，甚至說將來英雄凱旋之後，所有吃的穿的都不用愁。山地青年聽了之後，都把刺青除掉，紛紛志願當兵。後來這些人都把寶貴的生命犧牲了。想到這都是由我引起的，我怎麼心裡不難過呢？莎韻也是一樣，被日本軍方利用‧‧‧」[21]
宜蘭鄉民所抱怨的──
「當時日本大力宣揚國力強大世界第一，並鼓吹青年從軍，從事艱苦訓練，而我亦被其宣傳所迷惑而加入了志願軍的行列。我們搭乘軍艦高唱武士軍歌內心 的振奮真是無以言喻。豈知在太平洋途中，我們竟遭美軍突襲，我們搭乘的軍艦被魚雷擊沉，艦上數百名軍人被友艦搭救。那時我才知道事實不像日本人所說的那樣。」[22]
在學術權威的主流論述中不見其論述，坊間的資料上也罕見其蹤影；林氏的書中也很少見。
至於一般不常見的珍貴史料，如在我泰雅族原住民的回憶中，曾對流行的此一所謂「台北烏來鄉的泰雅族，是紀錄上世界南島語系居住在地球最北的聚落」之說法，有過一種明白的揭破──
「在二十年前曾經去過日本接受宗教訓練，也到過北海道。北海道有哀奴族，我去訪問哀奴村，那是一個很小的部落。他們所住的房屋很小，只有四尺高，屋裡發現有刺青的老人。它們刺青的位置男女有別，花紋跟我們的雖然不同，但所用的器物卻極為相似，語言也有不少相同的地方。由此推想，我們的泰雅族可能是從那裏過來的，照海潮的流向，可能是從北方而不是從南方來。從南方來的可能性比較小。」[23]
──這些真都是讓研究者深感遺憾的情況。
結語
研究者自身，不僅如前述與南澳泰雅族女孩，在多年前，曾有過一些淵源；並且讀林克孝先生的「找路」時，他開篇提及「三國演義」中「吾乃長山趙子龍也」的豪情與悲壯，當年與「燕人張翼德在此」，正也是我少年時最喜歡用以默然自勵的兩個句型；因而，研究中，我不免設想；林克孝先生的「瘋狂」真的是必然的麼？──
研究中，想像著商學院出身，但是欣賞那「長山趙子龍」的林先生如何積極地上網查詢但卻受到權威學者怎樣的誤導？──雖然知道國北絕不是莎韻的老師！那個可憐泰雅女孩的故事怎樣被我們的史學權威順著日本官方的設計，一再助其重複，加深學子們錯誤的印象；變形地頌揚日本統治者將故事轉化的技巧而對錯誤的扭曲卻不直接指出──僅在其該學術論文的結尾加一看似叮嚀的所謂「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台灣在此一特殊歷史情境中的被動性。此誠吾人當多加區別，留意處。」的結語；然而，真正應該重視研究的問題豈止在於其「被動性」而已？！歷史權威不見探究眾多史實，卻把故事的被動性當作大秘密而一再交代，真是不會太可笑了嗎？
試想，如果林克孝不只是讀到已被學術權威周婉窈教授污染的網路資料，他能見到原來泰雅族群，在日據下，它們那不被視為人的、極度低下的真實地位，以及當年日本法西斯主義軍人迭次暴行的輕忽人命，更加上新任的小林總督就是因涉「二二六暴行政變」而下台的法西斯主義人物，為了推動他們偉大的「戰時體制」，小林總督會吝惜原住民的性命麼；然後，他又發現到「慰靈祭」上，「柿田警手」未出席之離奇──即「國北警丁」真是教育所的教師，可是他確實沒有教過沙韻，且國北警丁早已下山，但其行李在柿田警手下山時，才命沙韻搬運，隨柿田下山；但無論如何，就任何人情言，在「慰靈祭」上，應該也沒有「柿田警手」不可出現的理由──除非「柿田」實有根本不敢見亡者莎韻的凶手身分！？──否則豈非他此時正應該出面公開說明，何以此一故事主角要由上述「柿田警手」轉為「國北警丁」的理由！
如果這位深深同情原住民處境的林先生，當初有可能發展被學術權威所阻斷的、各方面的史實之認知，他仍然會過分地受到整個真實故事的所謂「淒美」、「浪漫」氛圍的驅使，而落入其似乎已自覺但卻走不出來的「迷戀」麼？
最後，再舉一例，如果對於現代人言，「迷戀」的意思，應該就是不以「理性探索」的意思；當林先生發現到「他們身材沒我高，步伐比我窄。而且走得安步當車，輕鬆穩健，既非趕路貌，也無喘氣聲，最後的結果卻是比我們平地人走得快那麼多，總覺得有點用數學算不出來。」[24]，或者甚至說出「以後知道參考獵人的時間務必乘以三」[25]之後；像他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不要只是歸納事實，而進行對於生理體質的理性探究的話；它可能不難發現那被主流論述所忽視的，原住民健走的天賦，甚至，如果周教授在介紹所謂「台灣愛國婦人新報」那篇「番界銃後哀話」時，不要由於她自身的親日考量而把那段「霧社事件後，泰雅族Riohen社被強迫遷移至南澳後的皇民化現況」的內容隱瞞而介紹出來的話，林氏是否就與其他研究者都可能注意到，在1930年的「霧社事件」中，日軍曾經針對泰雅族人不僅進行活體解剖研究，發現該族天賦心臟確實遠較強大[26]，並且認知到「他們的身高，並不怎樣雄偉，不過肌肉結實而手腳比較長，恰好像跑步選手這種體格。」[27]，以致留下了日人承認自己跟不上泰雅族人的資料；換言之，林氏對於南澳泰雅群的關切心，是否就應該會把履勘工作更多地讓位給泰雅原住民，而多以自己所能提供的物質資源，來實現自身的認同與愛護之心，也就很可能躲過了他那不久前的悲劇，而如今我們就將仍擁有著那位深受友輩、同事與學生欣賞的「長山趙子龍」了呢‧‧‧
[4]晏先生語：「二十年前史學家周婉窈即已初步解構莎韻（她譯為莎勇）神話──〈「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歷史月刊》第四十六期，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後收於氏著《海行兮的年代》，允晨出版，二○○三年。惜乎多數人未識，直至今日林克孝殉山，吾等才得以再上歷史課。http://blog.roodo.com/chita/archives/16413575.html
[10] 1937年，四月，全台報紙漢文欄強制廢止；五月，台灣新民報版面減半；六月底，全廢；七月，蘆溝橋事變，台灣軍司令部發表強硬聲明；稍後，該軍司令官警告，禁止所謂「非國民」言行；解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八月，台灣軍司令部宣布，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實施燈火管制；九月，總督府令，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在各州廳設支部。稍後，通告嚴禁「流言蜚語」，加強思想言論統制；九月，開始徵召台籍青年充任大陸軍伕；十二月，南京大屠殺，部分我台灣軍伕親歷；可見於「我的抗日天命」與「一生懸命」兩書。
[11]請看「彩虹橋」如何搭起來的──轉貼‧‧‧臺灣原住民族餘生後裔眼中的霧社事件──魏導演知道麼？電影中，史實何在‧‧‧http://blog.udn.com/h1234567am/5691879#ixzz1bYj7m5yI想想看，原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日警再逼迫道澤群發動了慘烈的「第二次霧社事件」。
[15]據說，在1991年6月「『宜蘭縣史館』主辦『莎韻之鐘的迷思』座談會，莎韻的家屬出面澄清，當時因為義務勞動制度，有七個人因為被警察指定要幫老師運送行李，十四歲的莎韻也在名單之列，根本不像電影裡描述的師生戀，自願相送。」http://ywc1008.pixnet.net/blog/post/27744790；換言之，莎韻當時只有14歲；然而，應該指出，該座談會紀錄並未公開；此時，游錫堃的縣府對外只透過「歷史月刊」刊出了歷史權威周婉窈教授與中研院黃智慧女士等之學者談話。
[20]引自「找路」，頁38。其實，依研究者所見，在我泰雅族原住民的回憶中對此一流行的說法，就有明白的揭破；那是一位宗教人士的一次經驗：「在二十年前曾經去過日本接受宗教訓練，也到過北海道。北海道有哀奴族，我去訪問哀奴村，那是一個很小的部落。他們所住的房屋很小，只有四尺高，屋裡發現有刺青的老人。它們刺青的位置男女有別，花紋跟我們的雖然不同，但所用的器物卻極為相似，語言也有不少相同的地方。由此推想，我們的泰雅族可能是從那裏過來的，照海潮的流向，可能是從北方而不是從南方來。從南方來的可能性比較小。」──由此經歷看來，顯然今天主流觀念有誤。案，此哀奴族，應該就是愛奴族，是今天日本已被跡近於絕滅的少數原住民族，他們在1868年前後，幾佔有北海道全境，涵館的榎本武揚政權被維新派平定後，日人就開始殖民北海道，他們
[23]由我泰雅族人此一重要經歷看來，是否顯然今天主流觀念有誤──案，此哀奴族，應該就是所謂「愛奴族」，是今天日本已被跡近於絕滅的少數原住民族，他們在1868年前後，還幾乎佔有北海道全境，明治初年，在涵館的榎本武揚政權被維新派平定後，日人就開始殖民北海道，他們開始就被視為賤民而受到高壓的宰制，至今仍為日本社會的最低階級。〈上引文，可見於「宜蘭縣鄉土史料」，陳秋德先生語，省文獻會印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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